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作为全年最重要的经济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有着重要的“预告”作用。
本次会议延续了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总基调，相较此前以“稳”为主的表述传递出更为积极的政策信号。会议提到，明年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
如何理解“先立后破”？明年会有怎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会议释放了对房地产行业怎样的信号？明年经济增长目标怎么定？
日前，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探讨上述问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图源：受访者提供）
“先立后破”的核心
时代周报：本次会议延续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提法，其中的“先立后破”具体应该怎么理解？
张燕生：“先立后破”的这个概念，其实最早用于煤电矛盾。在一些地方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把某地的煤矿关闭后造成煤炭和电力短缺，甚至影响到民生后，对策使用了“先立后破”的概念。即要减少煤电（的使用），首先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
放到经济领域，“先立后破”的核心还是统筹破和立的相互关系。
这次提出的“三个统筹”也将是2024年经济工作的抓手：即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明确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就问题导向综合施策。
刘晓光：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是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的事。然而在疫情冲击、外部不利因素等影响下，经济整体面临下行压力，新动能虽然在培育，但体量依旧较小，难以撑起经济增长的重任，与此同时传统动能下跌过快。
因此，我认为“先立后破”意味着增强新旧动能交替之间的协调，使得转换过程更为平稳。
“先立后破”也能与会议提到的另一句表述“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结合来看。除了政策之间的协调，会议也明确提出，非经济政策的取向要和宏观政策取向进行一致性评估。我的理解就是，这意味着对于去年部分政策的纠偏，比如针对教培行业的“双减”，对部分地方来说也是一种警醒。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受访者供图）
时代周报：会议延续了日前政治局会议关于“明年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说法。整体来看，今年宏观调控力度不小，明年还要进一步加大，调控会有什么新的方向或者变化吗？
刘晓光：相较今年，明年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起步时间可能会更早。
其实今年来看，上半年宏观调控的整体力度是不够的，当时对于经济复苏的反弹形势还无法做出精准的判断，也有关于“报复性消费”的论调，但最终并未出现。宏观政策整体加力是从7月份政治局会议定调之后开始的。
近期的会议已经明确了明年偏向宽松和积极的论调，包括今年四季度发行的万亿特别国债已有部分资金到位，加上专项债提前批的布局，明年整体宏观调控力度应该大于今年。
“堵点”还是需求不足
时代周报：会议上提到了中国“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这个该怎么理解？“部分行业”具体指哪些行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主要在哪里？
刘晓光：从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来看，我认为核心还是需求不足，包括消费需求不足、投资增速不高、叠加出口下行等压力。经济循环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需求来消化，造成了企业的库存增加，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些年，我国的稳增长举措主要集中在供给面，由生产进行主导，不管市场需求如何先生产出来，包括季度GDP也是以生产法为基础进行核算，这就容易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
最典型的是房地产领域和汽车领域。虽然汽车消费目前整体形势尚可，但这是在促消费政策不断出台的情况下，实际上，不少汽车销售商压力非常大。这两个行业未有明显好转的话，众多行业都会受到影响，包括钢铁、水泥等大宗商品，上游供应链也会马上感到产能过剩。
因此在宏观经济循环下，我认为重点就在于激发有效需求，产能过剩的问题自然解决。
张燕生：这几个问题的表述中，“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确实值得非常大的重视。在内需不足的背景下，哪些行业产能过剩，比如就是“新三样(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
一方面，我们要把握数字革命、绿色革命和新能源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怎么能够形成公平竞争、有序发展，避免一哄而上，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是接下来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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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会议强调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是否也是基于此考虑？
张燕生：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的历史来看。
1978年，恩格尔系数在60%左右，消费的重点在于解决老百姓吃饱穿暖的问题，投资的重点是大力发展轻工业纺织工业，改革的重点是商品市场化改革，解决供给短缺、资本短缺和外汇短缺问题。
2000年，恩格尔系数降到40%，消费热潮开始从吃穿转到住和行，投资的重点开始转向重化工业、房地产和建筑工业，改革的重点也转向了要素和资源市场化改革。
到2019年，恩格尔系数降到28.2%，老百姓总体到了富裕阶段，消费热潮开始转向文化娱乐、休闲养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改革重点转向服务业和制度型开放，投资的热点也转向数字化、绿色化、老龄化等新型领域。
由此可以看出，“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就是消费的浪潮走到哪，投资的热点就到哪，改革的重点就到哪。
如今消费的重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聚焦到Z世代人群和新生代，其消费喜好追求个性化、多样化、虚拟化，投资的重点也转向数字化、绿色化，满足个性化、多样化、虚拟化的需求。在进入智能时代、体验时代的过程中，农业数字化、工业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和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或将引起一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革命。
预计今年GDP增速5.2%
时代周报：对房地产的相关表述的重点还是防风险领域，会议也有提到“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你认为这对明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释放了怎么样的信号？如何构建新的基础性制度？这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能起到什么作用？
张燕生：房地产行业主要功能有三，一是投资功能，主要用来保值、增值；二是商品功能，重点在于市场买卖交易；三是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保障功能。
未来，“房住不炒”的定位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房地产的投资功能，房地产的商品功能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包括农村“三块地”的土地市场化改革、中央地方财权事权改革、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收制度改革等，也都在议事日程中。
但这些改革的内容都是中长期的，近期房地产行业的重点还是尽快实现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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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从对明年工作部署来看，排在第一位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第二位才是扩大国内需求，再叠加“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提法，是不是意味着明年会有较大力度的供给侧改革？
刘晓光：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一方面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途径。这些年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确有不少新机遇，比如人工智能技术落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等。这些在国际上发展非常迅速，我国也必须要把握住这一机遇。
但整体来看，这还是偏中长期的规划。就短期而言，明年应该会在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如数字交易、数字贸易市场建设等。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还是在扩大内需方面。
时代周报：在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中提到了“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你对这个“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有什么期待吗？改革的重点会在哪里？
张燕生：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今天，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改革始终没有到位，这也是房地产行业今日乱象的根本原因，即地方财权过度依赖土地卖出高价、招商引资引进大项目等。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能否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这是我所期待的。
刘晓光：改革的重点应该还是在于平衡央地财政和权责的匹配关系，解决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地方税体系建设和地方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匹配问题。具体或许可以期待明年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看会否有一些新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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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你认为明年经济增速目标大概会定在多少？你的建议是多少？
张燕生：明年经济增速目标预计还是“5%左右”。预计2023全年GDP大概在5.2%，在此基础上，明年能够增长5%也是不容易了。
但5%仍是一个恢复性的过渡目标，按照潜在增速来说，至少需要达到5.5%左右的增长，但这在实际完成上难度较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两个“适度”也基本说明了避免大水漫灌，保持经济的稳中求进、进中促稳、先立后破的发展思路。
刘晓光：应该会定在5%左右。根据我们测算，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基准其实不到5%。在稳住经济基本走势的要求下，还是建议将目标设到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