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这使得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走上了一条可能不可逆转的衰退之路。 经过五年的停滞后，德国经济目前比疫情前增长趋势的情况下降5%。由于总理·肖尔茨预计将在周一的信任投票中落败，提前选举当然提供了改变路线的机会，但逐渐衰退的趋势几乎没有带来紧迫感。风险在于政策反应迟钝，缺乏应对潜在挑战所需的雄心。
为德国企业提供战略咨询的今日未来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艾米·韦伯 (Amy Webb) 表示，德国不会在一夜之间崩溃。这就是这种情况如此令人极度恐惧的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缓慢、非常持久的下降。不是一家公司，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整个国家和欧洲都受到了拖累。”
看起来德国将失去更多的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并且由于不稳定的企业限制国内投资而导致出口下滑。随着生活水平下降，选民们四处寻找罪魁祸首，社会紧张局势驱走了该国急需的外国人才。谨慎和怨恨的有毒混合物随后将波及整个欧洲。
韦伯说，“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一点一点地在余生中变得更糟。”
就在欧洲其他国家需要其工业实力来应对复制的国际局势时，多年的错误决策和一些霉运已经粉碎了德国的经济模式。相反，德国正面临统一以来最大的危机。
三十五年前，柏林墙的倒塌使德国人团结起来，制定了一项庞大的支出计划，现在这个国家严重分裂，两极分化的选民不太可能向明年二月选举后掌权的政府发出明确的授权。
德国央行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本月早些时候在卢森堡发表讲话时表示，“德国工业的竞争地位已经恶化，不断增长的国外市场并没有像过去那样提供增长动力。”
在与亲商的自由民主党闹翻后，肖尔茨向议会提交了一次他没有获胜机会的信任投票，从而拉开了他的政府的帷幕。这将引发定于 2 月 23 日举行的提前选举，比原定任期结束时间提前了 7 个月。但主流力量的衰弱意味着政治瘫痪更加严重。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Friedrich Merz) 是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跑者，但他谨慎行事的改革不太可能走得太远，不足以重塑一个努力为 8400 万人带来繁荣的经济。
欧洲首席经济学家杰米·拉什表示，德国的问题不会自行消失。下一届政府迫切需要关注为未来重组经济、提高生产率和解决高能源成本的原因。
梅尔茨希望回归有助于推动德国战后重建的政策框架，包括低税收、有限监管和基本社会救济。总体而言，这意味着国家的作用较小，因此不愿大幅放松公共支出限制（即所谓的债务制动）。
梅尔茨表示，我们不需要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而是需要一个解决问题根源的新政治路线，在我们对支出方面进行彻底调整之前，债务刹车肯定不会改变。
相比之下，肖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正在争取对借贷方面的宪法规则进行更有意义的改变。他们还誓言要保护钢铁和汽车等老龄化行业的就业机会，并补贴能源价格以支持企业。
执政的中左翼政党远远落后于第三位，大约有基民盟领导的保守派一半的支持率，而肖尔茨的连任竞选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梅尔茨的愤世嫉俗的期望，梅尔茨容易对女性和外国人发表分裂性评论。
尽管由仅有的两个派出战后德国总理的政党组成的“大联盟”可能能够获得多数席位并避免形成笨拙的三方联盟，但这并不能保证，因为挫败感驱使选民转向边缘政党。
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在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二，而左倾联盟萨赫拉·瓦根克内希特 (BSW) 可能在成立一年后进入联邦议院。加起来，他们得到了大约四分之一选民的支持。
随着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呼吁削减繁文缛节、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和加速数字化努力，政治分歧可能会让德国走上专注于保护现状而不是转向未来的轨道。
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担任德国总理的16年期间，通过了有争议的债务制动措施，导致国防、交通和教育方面的投资不足。她还加深了德国对廉价俄罗斯能源的依赖。默克尔在11月底的一次回忆录宣传活动中说道，“如果有帮助，那么你可以说这是默克尔的错，”我只是认为我们这样做并没有帮助国家。”
默克尔为自己的政治遗产辩护，称她不应为后来困扰国家的问题负责，她表示社会民主党（她在她四个任期中的三个任期中的合作伙伴）对增加军事装备支出不感兴趣。她还指责绿党不想减少监管，尽管她从未与环保组织结盟。
根据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的数据，随着问题清单越来越长，德国的增长潜力——即其经济在不产生通胀的情况下扩张的速度——已收窄至仅 0.4%。再加上周期性波动，频繁陷入衰退就变得非常现实。
政府独立经济顾问小组成员、纽伦堡工业大学教授维罗妮卡·格里姆表示，我们最终必须为企业创造有吸引力的条件，她敦促下一届政府采取广泛的议程来重振竞争力。
她呼吁实施与 2000 年代初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 (Gerhard Schr?der) 领导下的《2010 年议程》计划类似范围和规模的改革计划，该计划放宽了劳工规则，并为长期扩张铺平了道路。
为了重振竞争力，德国最终需要增加支出。据彭博经济研究称，为了赶上其他发达经济体，该国每年必须将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产品投资增加约三分之一，达到 1600 亿欧元。这一增幅相当于 GDP 的 1% 以上。
即使经济增长回升削弱了借贷增加的影响，宽松的财政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现。尽管有讨论旨在放宽将净新债务占 GDP 的 0.35% 限制的规则，但在德国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中，宪法改革面临着挑战。
私营部门也有所抵制。机械支出比大流行前水平低 9% 以上。最近对家族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一半的企业甚至不打算更换损坏的部件，并将其归咎于官僚主义和不可预测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对一个努力保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地位的不信任投票。
荷兰合作银行高级宏观策略师斯特凡·库普曼(Stefan Koopman)在最新工业生产数据下滑后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德国的快速去工业化“需要深入反思‘德国经济’的实际含义，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但这并不全是黯淡的。德国的债务比率显然是七国集团中最低的，如果有政治意愿，这提供了支出空间。近期前景也可能提供一些推动力，经济学家预测经济将温和复苏。
贝伦贝格经济学家所罗门·菲德勒表示，虽然这是个好消息，但“政策制定者绝不能将此误认为是改革变得不那么紧迫的迹象。”
德国还拥有全球近一半的“隐形冠军”——在各自领域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小公司。许多企业属于所谓的中小型企业，其中包括一些经历过战争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百年老企业。
经济学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说，“他们的大多数产品都是不可替代的，他写了几本有关这些公司的书 “这创造了一些稳定性，但并不能为未来提供保证。明天成为世界冠军的首要条件就是创新。”
德国面临的挑战是不容忽视的， Bantleon的经济学家预测，该国一度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将失去市场份额，并加速将生产转移到国外。因此，未来 10 年该行业在德国的增加值将损失多达 40%。
这场斗争已经公开化，大众汽车因关闭国内工厂的计划而面临罢工，舍弗勒股份公司、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和大陆集团等供应商也面临裁员。总体而言，今年迄今为止，欧洲财富 500 强德国企业已宣布裁员 6 万多人。
蒂森克虏伯公司是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也是德国工业化的原动力之一，也是国内削减开支的企业之一。该公司计划在十年内将其钢铁部门的劳动力减少约 40%，并关闭两座高炉。
首席执行官米格尔·洛佩兹 (Miguel Lopez) 表示，“我们几十年来所熟知的德国经济体系的稳定性正在崩溃，毫无疑问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