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上周五发布的2月份非农就业报告表现大幅好于预期，当月新增就业人口达37.9万，远高于市场各界所预期的20万左右。但即使如此，美国却仍有高达1000万就业人口仍未能重返工作岗位，这意味着现况距离美联储实现其“就业最大化”政策目标依旧相去甚远，从而，美联储在下周3月16-17日的政策会议上维持现有宽松货币政策配置也将是理所当然。
然而，作为美联储两大政策目标之一的“就业最大化”，究竟该以什么标准定义，却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事实上，自2009年美联储首次启动“量化宽松”措施以来，其对于就业市场的研究与分析，就始终没有停歇过。在经济结构本身近年来已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并且眼下还受到了新冠疫情的显著冲击和扭曲之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及其同僚眼下正被迫依赖一系列新的就业市场指标，来在失业率和就业人数的表面数据之后，进一步挖掘与就业复苏动能相关的潜在信号。
事实上，美联储官员已经意识到，相比起整体就业水平来，就业市场最薄弱环节的改善状况，才更可能透露出潜在就业环境面临的真实处境及其对应的危机与风险，这便是所谓“短板效应”的体现。因而，只有在针对性地补齐这些短板之后，美国经济才能更快重返正轨。
此前，在前任主席耶伦任内，美联储曾使用过所谓的“数据仪表板”来评估自2009年经济大衰退结束以来的就业市场状况，相应的指标包括职位空缺、解雇人数、就业不足率以及长期失业率等可以更清晰地反应经济全貌的指标。但眼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仪表板”的组成数据进行了调整，不同于之前那些仍是大而化之的整体性指标，一些“脆弱领域”的指标正更加受到瞩目。
当前被美联储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的就业参照指标因而包括：非洲裔族群失业率、低薪工种薪资增速，以及未获大学学位的人群的就业参与率。通常，相比起整体性的就业指标，这些薄弱环节的数据通常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最先开始滑落，而在复苏周期中又最晚才得到恢复，因此它们可以被当成测试就业水平“最大化”与否的终极检验指标
曾在美联储供职的现瑞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卡彭特(Seth Carpenter)因此指出，美联储在就业市场指标观察方面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在重新定义了“就业最大化”这一概念之后，相应目标的门槛已经明显抬高，这意味着就业调控的过程不再仅局限于表面上失业率数据的下行，而是要确保经济已经全面恢复竞争力，并令所有人群都能从中公平地获益。
而眼下，各项指标的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首先，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在去年4-5月升至16.7%之后，在今年1月回落至9.2%，但在2月反弹至9.9%，这和整体失业率持续下行的节奏不相吻合。这也迫使美联储承认当前的就业复苏仍存在不均衡性，并且疫情事实上加剧了不同族群之间本来就存在的鸿沟。这显然与美联储所承诺的“均衡就业增长”目标尚有差距。
早先，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黑人失业率曾一度降至5.2%的历史谷底水平，而在2015年美联储开始加息时，黑人族群的失业率则仍高达9.4%，与全美平均5%的失业率仍落差明显。这显示作为弱势群体，黑人族群往往在就业市场供给紧张时才会得到集中雇用的机会，而一旦经济下行，他们则会成为第一批牺牲品。
与此同时，相比起全社会薪资增速，最低收入25%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对于就业市场也有着更重要的指标意义。在疫情爆发之前，这部分人口的平均薪资增速曾高达4.7%，为自199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但眼下，即使有政府财政补贴的扶助，这部分低薪劳动者的薪资增速仍仅有4%，事实上，历史经验也表明，在经济复苏开始之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不多要三年之后才能进入增长周期。
同样，未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就业参与率也是衡量就业复苏水平的重要指标。这部分人口在疫情来袭之后被首当其冲挤出就业市场，其就业参与率在2月份也仅为54.7%，而在2020年2月时，这一比例为58.3%，在2015年美联储进入紧缩周期时为56.9%。而就业参与率的走低，会令失业率被人为压低，但这事实上只是显性失业人口转为隐性而已，并不代表就业的实际真正好转。因而，年内即使失业率重新降回5%这一传统的“充分就业”门槛水平，也不意味着美联储有立即加息的需求。
基于上述数据背景，美联储也被迫承认，当前距离其“充足就业”目标，要比表面上失业率数据所显示的更远。而之后，在本月以及年内剩余的各次政策会议上，美联储也会以此作为理由，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趋势，并打消市场对其提前进入紧缩周期的押注，如此也将对美元汇价的中长期走势起到压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