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末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继定调“稳增长”，“消费”着墨却寥寥无几，这是否意味着“蹒跚”已近两年的消费仍然改善难期？
疫情后我国居民消费持续低迷，截至2021年11月社零距趋势水平仍存较大缺口（图1）。事实上，为解决居民消费低迷难题，2020年以来政府各部门已经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表1），但由于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局部疫情不时反复，从结果来看上述政策收效甚微。
居民消费复苏乏力并非中国独有现象。全球范围来看，除了直接向居民“发钱”的美国外，截至2021年三季度，多数经济体居民消费均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图2）。这说明居民消费的内生修复过程普遍缓慢，而除直接“发钱”以外的外生消费政策很难奏效。这也很可能是上述会议中“消费”提及次数显著减少的原因之一。
除此以外，我们此前报告指出，2022年我国经济工作稳增长诉求突出，政策发力的三条主线在于地产纠偏、财政超前、货币宽松。相比于居民消费而言，前述三条政策显然更具“立竿见影”之效。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仍是政策持续重点关注的领域。
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保就业保民生”的重要性。这一定程度反映了政策已将解决消费问题着眼于其本质原因，即居民收入难以修复。只有就业、民生得到保障，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才可能得到有效改善。
另一方面，政策在消费领域也并非完全找不到“抓手”，农村消费领域被认为具有较大潜力。2021年12月8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司长提到“构建新发展格局，农业农村有潜力和空间，承担着发掘5亿多乡村居住人口的消费市场、落实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的重要任务”。
虽然我国农村消费水平较为落后，但疫情后其复苏韧性强于城镇。2020年我国农村人口约5.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约8.3万亿元，占全国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仅有21.5%（图3）。这反映了农村居民消费力不足、人均消费支出偏低的现状（图4）。
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核心因素在于可支配收入水平。我们沿用此前分析消费的“杜邦分析”框架，将居民消费率（消费支出/GDP）拆解为可支配收入/GDP、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后，不难发现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是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关键。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农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24.7%、64.6%（图5），城乡差距凸显。
2021年5月以来农村消费两年复合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彰显了我国农村消费的韧性（图6）。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城镇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较高，故疫情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修复快于城镇（图7）。
明年来看，农村大宗消费有望成为消费复苏的一大动力。2021年12月8日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提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村家电更新行动，实施家具家装下乡补贴和新一轮汽车下乡”。鉴于当前稳增长政策主线更加明确，我们认为上述农村消费很可能成为2022年消费复苏的一大动力。
以史为鉴，2007-2010年“家电下乡”政策有效拉动农村消费。由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有限，历年国家在刺激农村消费时往往采取财政直补措施，变相弥补农村居民消费力，例如2007-2010年实行的“家电下乡”政策（表2）。政策施行后，“家电下乡”冰箱销量占全国冰箱内销量比重一度高达52.6%（图8）；2008-2011年，农村冰箱的户均保有量从0.30台提升至0.62台（图9），全国冰箱内销量从2608万台提升至5897万台，年均增速达31.3%。
结合国务院政策吹风会发言进行简单的量化测算，考虑到我国家电、家具、汽车、建筑材料四类大宗消费零售额占整体限额以上零售额比重为38%（2020年数据），若2022年在政策助力下，农村家电/家具/家装/汽车消费支出提升10~20个百分点（参考家电下乡时期，2009年冰箱内销量同比51%，较2006-2007年同比均值31%高出20个百分点）（图10），则大约带动全国居民消费增速提升（10~20）*38%*21.5%=0.8~1.6个百分点。
风险提示：疫情扩散超预期，国内外政策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