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北京，记者 姜樊）讯，“现在是建立养老金体系的最有利的窗口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4月17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储蓄率虽然已在下降，但在全球来看仍是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建立已是迫在眉睫。郑秉文认为，今年我国人口就可能出现负增长，这比联合国此前预测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时间提前了10多年。而从社保的角度来看，我国老年赡养率（即退休人口与工作人口比）正在快速上升，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43%，这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延长退休年龄可以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但该政策的推出面临不少风险，应作为综合政策配套来推进。”在郑秉文看来，改革养老金制度模式，通过增加资产端回报扩大养老金资产池，来对冲老龄化压力。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大力发展养老的第二、三支柱产业，尤其是让第三支柱市场在竞争中持续发展。
延迟退休能否缓解养老保险压力？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非常快，在当前 ‘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大约是2.65个劳动力养活1个退休老人；但到了2050年大约是1个劳动力养活1个退休老人。”郑秉文表示，如果在2050年仍保持当前的老年赡养率，养老保险缴费率将高达40-50%，这势必会抑制社会消费，导致经济的停滞不前。
提高退休年龄是当前缓解养老金水平下降的重要方式之一。郑秉文表示，提高退休年龄可让2050年的老年抚养略高于当前的状态，即可达到1.56个劳动力养活1个退休老人的水平。“不过，在老龄化趋势之下，老年赡养率不断上升将成为大势所趋，提高退休年龄可缓解这一比例的上升速度。”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监管部门近两年来提高退休年龄在地方和相关部门外征求意见，但至今仍未真正形成最终方案。
对此，郑秉文表示，提高退休年龄面临的挑战较多，需要渐进式的改革。如提高退休年龄从一定程度上与鼓励生育政策有所冲突，因此提高退休年龄应是综合政策配套的结果，相关政策的实施将涉及到社会福利制度的方方面面。同时，提高退休年龄最终是有生理极限的，如日本鼓励75岁以后再领取养老金，或已是在生理极限上的探索。
此外，郑秉文认为，还需要改革养老金制度模式，可增加“DB型部分积累制”的制度模式。即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养老金需要扩大资产池，提高资金端的投资回报，让投资红利投资的收益更多地进入养老金的资产池中，以此对冲老龄化对养老金下降的压力。
加大力度发展养老第二、三支柱
郑秉文介绍，当前我国有的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已达到较高水平，预计到“十四五”收关之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将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当前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的发展水平仍需提高。
在养老金体系中，除了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以外，还应持续发展第二支柱，即面向企业的企业年金和面向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以及个人自愿开展的有养老金第三支柱。
“就目前来看，快递小哥等灵活就业人群很难参与到当前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中。”郑秉文表示，第二支柱需要雇主为雇员缴纳年金或工伤险，但在平台经济之下，这种雇佣关系更加虚拟化，因此无法为其缴纳相关保险。而第三支柱门槛仍然较高，因此就形成了养老保障的真空状态。
郑秉文认为，平台经济下第二支柱的问题目前暂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但在第三支柱的制度设计上可以更具吸引力。从理论上讲，第三支柱是可以将基础养老保险所覆盖的劳动人群，扩展至覆盖所有居民，甚至可以包括1岁的婴儿。而这已在一些国家有所实践。
“第三支柱是去中心化的、分散式的市场，并非是通过行政手段要求消费者必须如何投资。”郑秉文表示，这就必须要求专业合格的机构，为大众提供多层次、具有吸引力的合格养老产品。
此外，郑秉文表示，养老金可为市场提供长期资本，其既是民生制度安排，亦是生产要素。在他看来，养老体系的建设可以增加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也可以为市场提供长期股权资本。当前我国的股权资本只占社会融资总额的5.4%，长期资本相对较少。因此，在养老金制度建设时，还应注重其发挥民生及生产要素的双重优势，助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