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5月20日讯（编辑 马兰）周四，斯里兰卡央行行长Nandalal Weerasinghe宣布，斯里兰卡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斯里兰卡一直警告债务危机，终于在昨天由担忧变成了现实。
IMF今年4月已发声警告，大约60%的低收入国家目前正处于或可能出现债务危机。
通胀抬头、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收紧、新冠疫情的持续都在增加公共和私人的债务负担，即便是发达经济体也不能独善其身。债务危机正在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斯里兰卡可能只是主权违约集中爆发的一个先锋，与历史上的主权违约都有一些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也许能够帮助大家寻出下一风险点。
经济结构 斯里兰卡是南亚的一个岛国，因岛屿形状近似泪珠，而被誉为“印度洋之泪”。
对斯里兰卡来说，创收外汇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依靠岛屿的秀丽风景开发旅游业。但这个支柱产业却在新冠疫情下受到沉重打击。
除了旅游，斯里兰卡也是一个热带经济作物的出口国家，如椰子、咖啡、稻米、茶叶等。其中锡兰红茶又是它的代表性商品，不仅享有美誉，同时带回不菲外汇。
但是仅靠一个锡兰红茶是不可能支撑整个斯里兰卡的，这就是一个国家没有完整产业链的缺陷。当明星出口产品或服务无法增长，而进口产品又是不可缺少的物资时，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国家最后将陷入债务阴影。
这也是一些拉美国家的通病。以最爱“破产”的阿根廷为例，它从1827年开始到2020年，主权违约就至少发生了9次。最近一次就是在2020年4月，当时新冠疫情是导致其破产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细究根本，也是经济结构的问题。
阿根廷曾被称作“世界的粮仓和肉库”，于是它便只在初级产品上发力，工业基础薄弱。因为工业不振，政府又想要保护这些国内的“幼稚产业”，而不是适度引入外资，以竞争激发工业获利。
这样的一个弊端是，它出口初级材料，却进口加工后的商品，相当于拿自己的资源养他国的人力。而且阿根廷的出口产品大多数并无技术含量，也就导致其无法掌握定价权，长期下来，贸易逆差不断累积，最后债台高筑。
这也就是国际上不断强调“完整产业链”的原因，只有农业或者只有工业，都会受制于人。但阿根廷显然还在这个泥沼之中，拔不出来。
外债因素 疫情刺破了很多国家的经济繁荣表象，暴露出产业结构问题。但除了疫情，货币也是其中一个帮凶。
自今年以来，美元流动性不断趋紧，加息预期让资本不断从海外市场回流，且加剧了一些国家美元债务的利息负担和融资难度。而在宽货币政策时，部分国家因为“眼馋”低息而不断举债，急速扩张其外债规模，也为现在的偿付难题埋下伏笔。
一般情况下，一个理智的政府即便是在资金利息便宜的情况下也知道借债有度，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借钱；然后在到期还钱时，可以通过期间累积的外汇盈余还钱或是依靠良好信誉再次融资，从而避免违约。
但是也不是每个国家都知道“克制”怎么写，或者说，自身形势逼得它们无法克制。
前者如阿根廷，后者如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的困境在于新冠已经让其没有矜持的余地，若要继续进口民生必需商品，举债是唯一出路，但是如何偿还，只能看老天给不给面子。新冠疫情如果尽早地结束，斯里兰卡会迎来一波新的游客潮，那么外储会立刻丰满，这是它最希望看到的一幕。
而对于阿根廷来说，自身主权信用已经很低，用国内货币发债也没什么人买，只能在国际市场上借入强势货币。但强势货币又受到本国货币当局政策的影响，如美元，今年来美联储一加息，资本就容现出现外逃，阿根廷想要借新债将更加困难。
还有一种情况更加棘手，像厄瓜多尔这类国家，货币完全美元化，并未发行自己的法定货币，而是直接用美元来流通。当美元外流时，它们根本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债务到期，宣布违约。因为它们自身印不了美元来自救。
政治因素 经济危机常常伴随着政治动荡。而根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历史上发生的22次主权债务违约中，有11次在当年或是危机后第一年出现了执政党更迭。
有些时候是由政治乱象传导到经济上，导致出现主权违约，比如2008年厄瓜多尔的主权违约。
当时左翼领导人、厄瓜多尔的总统Correa在拥有6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选择拒绝支付3100万美元的主权债务利息，以此来获得短暂的政治支持。
因为当时石油价格急跌，厄瓜多尔又依靠石油创汇，所以为了可预见的出口收入下滑，该总统选择“先发制人”。这也被满头问号的分析师们称作“全球第一起‘意识形态’违约。”
但有些时候，却是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风暴，比如说现在的斯里兰卡。
自经济出现问题以来，斯里兰卡政府先后开始了宵禁、限电、限购等一系列措施，不过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民众更大的不满。此后，反政府组织兴起，暴力和非暴力的抗议接连上演。5月12日，斯里兰卡总理辞职，抗议者并不满足，称将持续施压，直至总统也下台。
斯里兰卡政府已陷入无序，并正朝着无政府状态发展。总统不断呼吁建立统一政府，但反对派人士却说总统不辞职，他们不会停止行动。
而昨天宣布违约的斯里兰卡央行行长也表示，如果短期找不到解决危机的办法，继续每天停电10到12个小时，他也将选择辞职。
总统无辜吗？倒也未必，在疫情中大搞“有机农业”骚操作，让农田大幅减产。后来债务压力沉重迫人依旧以“尊严”为由拒绝IMF介入，只是一直嘴上提出债务持有国对其进行债务重组的要求，并没有实质性的发展。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斯里兰卡也不是一天就“破产”的。经济问题只是一方面，“不靠谱”的领导人有时也挺致命的。
制度因素 除了以上的三个角度，主权违约历史中，还有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希腊引发的欧债危机，爆发原因是与欧元区的货币一体化制度相关。
希腊的债务始于冗杂的社会福利支出，其中对公务人员的支出就占到全年GDP的10%以上。
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公布政府赤字率达到12.7%，公共债务则占到当年GDP的113%。而在构建欧元区的《马斯特里赫条约》中，规定两个数据的上限仅为3%和60%。
但希腊债务表象原因的背后，反映出欧元区经济的残酷本质特征：经济实力和制造实力强大的国家，利用商品和服务的输出，实现对弱国财富的虹吸。
强国通过持续不断的产品制造和出口，将其它国家的财富交换到自己手中，同时又在不断购买其它国家的外债来保持他们的消费力，往复循环，带动强国的产品和服务持续输出。
最后，没有出口优势的国家既无法赚回欧元，又放弃不了自己的高福利水平，同时受限于欧盟内部的统一要求，本国央行无法印钱放水，那只能看着债务规模越滚越大，形成了希腊那时候出现的危机。
这就是欧元区制度上天然的限制，原本货币一体化设想提出时就假设区域内国家的经济水平趋同，甚至在政治方向也要一致。但现在来看，这个在欧洲进行的一体化实验还有太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当然，这种制度上的缺陷，也让其引发的主权违约只存在于欧元区，毕竟对于其他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自主配套使用的主权国来说，很少会出现希腊这种情况。
但无论是什么国家发生了主权债务违约，无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主权债务违约，我们都可以看到是受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也让主权违约的影响变得十分巨大。
不仅对违约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对持有违约国债务的国家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