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王心昊 发自广州
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金融体系经历了不平凡一年：国内经济新动力不足、CPI高企、金融风险逐渐暴露，监管层面临着两难境地。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货币政策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前行保驾护航，既要打破刚性兑付、又要防范系统性风险；既要打击资金空转，又要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99次的逆回购投放、16次MLF和TMLF投放、三次降准、LPR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率“小碎步”下行，勾勒出央行在2019年从资金的“量”“价”两端着手，通过扩大流动性投放平抑流动性分层问题，降低融资利率缓解中小微企业“资金困境”的忙碌身影。
“经济有下行压力，需要金融体系从供给侧给更多实体经济支持，需要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比较强的信贷投放能力。”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2019年的降准很大程度表明了央行逆周期调节对于“度”的把握。“如果央行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当前这种调控风格，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水平可能依旧相对平稳，且相对于短端利率，长端利率可能回落更加明显。”
以“量”保平稳
回顾过去一年，每当出现货币流动性波动时，央行的积极投放总是让市场平安迈过流动性缺口。从央行呵护流动性的角度来看，2019年先后共3次降准，大多指向由于季节变动而产生的流动性缺口：1月分两次实施的全面降准指向的是由于1月缴税和春节而带来流动性缺口，5月开始的定向降准与9月开始的“全面+定向”降准，指向的则是即将到来的税期以及银行季末考察期。
但结合易纲的表态来看，降准并非单单指向流动性缺口，更在于以“量”着手，通过提供长期资金来服务实体经济。去年开年伊始，央行行长易纲明确指出要“用好信贷、债券、股权‘三支箭’，支持民企融资纾困”。
在2018年“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信贷供给是制约信贷数据上涨的核心因素。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开始显现下，政策自2018年年中的政治局会议后出现明显放松。而2019年1月的全面降准，更是自2016年2月以来的第一次，成为政策转向的显著标志。
在降准落地之后，由于信贷的供给量出现回暖，企业前期积压下来的信贷需求得到满足，社融增速在2019年上半年出现反弹，并在6月创下11%增速的年内高位。
在此之后，央行5月公布的定向降准，更多意在缓解银行间流动性分层问题。
“在过去，‘同业刚兑’几乎是银行业的信仰，但包商事件后，同业刚兑预期打破，同业存单信用出现分化。”珠三角某国有四大行地区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时不少从业者“三观”受到严重冲击，一部分机构甚至对一些信用等级相对较低的中小银行“一刀切”。
这种忧虑情绪在包商银行被接管后愈加发酵：自5月24日包商被接管宣布后，同业存单发行规模受到明显影响。5月20―24日，同业存单发行成功率平均维持在85%左右，但自5月27日起，连续多个交易日发行成功率跌破60%。
为此，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明显加大：从5月24日到6月30日，央行共18次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流动性，并通过超额续作MLF、增加再贴现额度、定向SLF、拓宽合格抵押品范围等一系列操作，对冲短期流动性风险。
以“价”促需求
如果“量”是为了让宏观经济行稳，那么“价”则是让宏观经济致远的关键。货币政策经历了由“去杠杆”转向边际宽松之后，社融增速却未能在下半年有所突破，也反映出信贷供给并不是制约社会融资的关键因素，需求的疲弱已经成为主要矛盾。
在需求疲弱的大背景下，再从“量”上做文章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在“价”上做文章。
自1993年起持续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就此开始了“最后一公里”的征程。2019年7月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去年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彼时，由于货币传导机制并未通畅，多项宽松政策效果并没有如预期一样影响实体经济。而已经进行多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来到“最后一公里”—实现利率并轨以及实现最后报价的市场化。
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实际利率水平明显降低、解决“融资难”问题，核心内容包含两点：一是增设LPR5年期以上品种；二是将LPR定价机制确定为“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
“坚决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推动贷款实际利率进一步下降。”8月26日，央行行长易纲在主持召开24家主要金融机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工作会议时强调，LPR改革，就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央行对于利率的引导下行产生一定效果：作为观察实际利率水平的关键数据，DR007在央行下调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至今，平均值为2.58%，较四季度下调操作利率前均值2.77%下降19BP，短端利率中枢已然下行。
“我们正处于利率下行的通道之中。”连平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主要受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的推动，融资成本有望继续下行。
央行于今年1月1日公布的2019年第四季度例会通告也明确，未来还要“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坚持用市场化改革办法促进实际利率水平明显降低，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