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未见消费率指标？

“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市场预期的消费率量化指标并未出现。“十五五”规划中仅对居民消费率提出了“明显提高”的定性要求。其实对居民消费率定性要求并非前所未有——早在“十二五”时期，在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的背景下，规划同样提出“居民消费率上升”的定性目标，彼时有效扭转了居民消费率持续下行的态势，五年间累计提升约3个百分点。

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的当下，“十五五”再提消费率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为何此次消费率仍未设立专门的量化指标？从国际经验看，提升消费率并非人均GDP跃升的唯一选项；回看国内，这背后或涉及财政空间、政策效果与地方现实约束的三重考量。

结合国际经验来看，提升居民消费率并非经济发展的唯一路径。面对“到2035年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消费率的上升并非必然前提。

我们在此前的报告中曾提出，新加坡作为典型发达经济体，虽属于“怯于消费型”（即人均GDP偏高、但居民消费率偏低），却凭借外向型经济，将外循环打造为增长主引擎，同样实现了经济的持续跃升。这至少说明，消费率的高低并非衡量发展质量的唯一标尺——在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下，增长的动能组合可以有多种可能。

再聚焦内部现实条件，从财政空间看：税收承压，支出优先保障“紧迫性”。我国税收占GDP比重当前处于下行通道，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支出端更倾向于向影响国际综合实力、紧迫性更高的领域倾斜。从2026年财政预算案来看，支出增速靠前的项目依次为节能环保、国防外交、社保就业、卫生健康、科学技术，或暗示“促消费”并非财政发力的首选。

回溯历史，居民消费率提升明显的时期（如1998-2000年、2009-2016年），都恰对应我国税收占GDP比重的上升期。当税收压力加大，财政予以提振消费率的支持力度自然受限，“促消费”更多体现为“兜底”与“惠民生”，而非消费的大规模扩张。

从政策效果看：需求端刺激作用有限，供给侧或更具性价比。2025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对社零的拉动渐弱，包括今年“两新”资金提前下达对家电零售的提振也相对有限。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实践表明，从需求端直接刺激消费的效果持续性较弱，且存在透支未来需求的风险。

相较之下，从供给侧发力（如优化消费场景、丰富优质供给、完善消费基础设施）或许性价比更高，但也意味着需要更长周期的探索。提振消费率，并非一蹴而就的短期工程。

从现实可行性看：各省消费环境不一，“一刀切”难见效。我们在此前的报告中曾指出，我国各省居民的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处于不同水平。若在全国范围内“一刀切”式推动消费快速扩容，可能导致政策效果大幅减弱。因此，我们认为，“十五五”时期促消费政策的发力点或将转变为从地方试点入手，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探索“促消费”新路，积累经验后再以点带面推广。

虽然“十五五”未设定消费率量化指标，并不代表对消费的探索就此止步。相反，规划新增了“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对生育友好型社会、人口老龄化等趋势作出系统部署；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章节中，也重点围绕低收入群体、妇女、青年人、残疾人等展开呵护。从底部抬升、从薄弱处发力，让更多人具备消费能力与消费信心——这或许正是“十五五”为消费率长远提升埋下的伏笔。

风险提示：未来政策不及预期；国内经济形势变化超预期；出口变动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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