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黑天鹅来袭，停工停产叠加卫生防疫需求，人们出行意愿降低，消费受到较大程度的拖累，且恢复速度偏慢。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下降3.9%，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12.5%。其中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降15.8%，降幅较1-2月收窄4.7个百分点，反弹速度明显弱于以工业增加值为代表的生产端。
危机背景下，政府陆续推出消费刺激措施，除了放松汽车限购指标、实施新车消费补贴、“以旧换新”等专门针对汽车销售的政策外，3月中下旬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30多地发放消费券，发放金额超过56亿元；4月28日至5月10日期间还将举办第二届“双品网购节”，引发市场关注。消费券、“双品网购节”这两种消费刺激政策并没有本质差异，都是通过一次性为消费者提供降价促销来推动消费恢复。考虑到消费券的实施经验更丰富，本文将以消费券为例，来简要分析其作用效果。
消费券是什么，有哪些典型特征？消费券是一种消费的支付凭证，通常只能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使用，不能兑换成现金或找零。为促进及时消费，消费券往往有明确的使用期限，而且期限较短，一般不超过1年。出于定向支持的考虑，消费券往往向特定人群（低收入群体或当地居民）发放，用于支持特定行业（如文旅、餐饮、零售等）。此外，单张消费券的补贴规模通常不大，抵扣金额大多只有几十至上百元。
消费券的本质是政府的转移支付，补贴部分由财政垫付，通过这种方式变相提高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中央乃至省级层面大规模铺开消费券带来的财政压力较大，因而消费券发放主要由各市区政府主导推进。同直接发放现金和减税降费等其他转移支付的方式相比，消费券能带动更多消费（部分消费券需要配合现金使用），可保证发放的资金被用于消费而不是被居民储蓄起来（只有在消费场景下才能使用），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在危机期间，消费券往往成为我国的政策备选项之一。
对于消费券的作用，有观点认为其短期刺激效果显著，中长期效用有限。其认为短期内，消费券可以迅速拉动居民消费，从而在其他财政刺激政策（如基建投资，从立项到拉动经济之间存在一定时滞）尚未落地之时帮助厂商去库存，并产生“消费券-消费-收入-再消费”的乘数效应，促进经济在短期内快速恢复。但中长期来看，由于消费券只能暂时性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会引发两种替代效应：一是居民会把消费券用于购买需求弹性小的必需品，而将本应用于购买这些商品的的现金储蓄起来形成的现金替代，二是将未来消费提前的跨期替代，因而长期作用有限。
现实情况如何？我们结合历史上几次比较典型的消费券尝试来看：
日本政府为刺激泡沫经济破灭后萧条的经济，在1999年4月至9月间推出名为“地域振兴券”的消费券。地域振兴券针对抚育15岁以下儿童的家庭、65岁以上老人以及接受政府补贴的低收入者发放，每张面额为1000日元，每位受领者20张，在当地特定企业核销使用（企业自行申请，涵盖大多数零售服务行业）。最终约有3107万人领取地域振兴券，合计规模6189亿日元（约占1998年GDP中私人消费的0.2%）。
地域振兴券对消费起到了一定的短期刺激作用，但幅度较为有限。从GDP私人消费分项环比增速的角度看，无论是在1999年二至三季度地域振兴券集中使用的时期，还是消费券退出使用的2000年，日本私人消费环比增速都没有较1998年明显提高。日本经济企划厅当年针对全国约9000个家庭实施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地域振兴券约能拉动32%的额外消费（其中18%为新增消费，14%为消费额度抬升）。地域振兴券作用有限的原因可能在于，其发放对象多为经济困难群体，收入消费弹性小，多使用地域振兴券以支持日常消费（调查问卷显示，地域振兴券用向中服装鞋类占32%，食品占29%，家具家庭用品占13%）而非耐用品消费。
相比日本而言，中国台湾在2009年的推出的振兴经济消费券覆盖范围更广，规模也更大。振兴经济消费券发放时间为2009年1月-4月，使用时间截止至2009年9月，不可用于兑现、储蓄。发放条例显示，凡具台湾居民身份的人都可领取振兴经济消费券，每人领取额度上限为3600新台币，最终约有2300万人领取，核销规模为828亿新台币（约占2008年中国台湾GDP中私人消费的1.1%）。
振兴经济消费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及预期水平，但总体好于日本地域振兴券的表现，可能与振兴经济消费券发放对象涉及更多中等收入群体，且面临的经济环境更恶劣有关。振兴经济消费券的使用使2009年中国台湾的私人消费环比增速迅速从2008年的危机水平回升到正常水平附近，但在消费券退出的2010年，消费增速略有回落，即振兴经济消费券短期内确实有刺激经济恢复的作用，但消费券政策退出后，政策后劲并不强。与日本类似的是，振兴经济消费券对消费者耐用品购买意愿的影响也很有限，侧面证实消费券只是一个短期刺激政策。根据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对振兴经济消费券影响的评估报告，有86%以上的消费者在使用振兴经济消费券时会搭配现金或刷卡，且平均每位受访者的加码幅度约为3854新台币，即消费券的拉动效应约为1：0.9。其中约30%左右的消费者会将振兴经济消费券用于购买原本并不打算要买的商品，这一比例略高于日本。最终，报告估计振兴经济消费券可拉动全年GDP增长0.28-0.43个百分点，要低于政策实施前预期的0.66个百分点，其中餐饮住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等服务业受益最明显。
杭州市也在2009年分两阶段发放了总额共计8.1亿元的消费券（约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0.5%）。其中第一阶段消费券的发放对象主要是无收入或低收入者，消费者可持券到指定商户或旅游景点获得5%-20%不封的优惠；第二阶段消费券规模和种类都大大增加，包括政府消费券、转移性消费券、社会消费券、教育培训消费券、旅游消费券五大类。
由于在此阶段全国范围内还实施了购置税减免、家电下乡等消费刺激政策，很难将其影响与消费券分离出来，这里主要引用一些微观数据。浙江省委政研室报告称，杭州消费券总体的拉动效应为1:1.3。各行业消费券拉动效应有所差异，基本规律是消费弹性越大的商品消费券的拉动效应越强。杭州市经委指定直销点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3月，家电行业消费券的拉动效应约为1：3.1，解百银泰等四大百货商场的消费券拉动效应达1：2.6，超市的拉动效应为1：0.8。而根据杭州市旅游委员会统计，杭州旅游消费券的拉动效应普遍在1:4以上。
总体来看，历史经验显示，消费券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在短期内对经济有一定托底作用，但对中长期以及耐用品消费的拉动性不强。而且消费券对消费的拉动效应在各行业、各收入群体之间有差异，消费券对于非必需的、收入弹性大的商品拉动效应强；相比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获得消费券后带动的消费规模更大。
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之前的纸质消费券不同，今年许多城市开始以支付宝、微信为依托发放电子消费券，获券方式为消费者自行抢券，使用范围限制也大大减少。这使得获得消费券的大多是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年轻中等收入消费群体，消费券使用效率及拉动效应均较过去明显提升。4月9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杭州发放的消费券已核销2.2亿元，带动消费23.7亿元，拉动效应达1：9.7；郑州首期发放5000万元消费券，发放两日核销1152.4万元，带动消费1.28亿元，拉动效应为1:10。
虽然目前来看消费券的政策效果不错，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低消费的现状，但需注意的是这只是存量消费需求的集中释放。消费券本质上还是一个短期刺激政策，若政府停止消费券发放，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会再次回落。实际上2009年消费券就只是一个辅助政策，托底消费主要靠汽车购置税、家电下乡等针对耐用品或半耐用品的刺激政策。中长期看，降低失业率，提高居民收入才是改善新增消费需求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