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发行2007年初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到了2008年时已经传递至全球资本市场，从而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随后各国在凯恩思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启了政府直接干预的大范围、大力度救助活动，即普遍降息和全面实施量化宽松政策（QE）。这些非常规的货币管理手段，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实体经济的投资热情，用预期引导的方式向市场传达将要长期保持低利率的货币政策，鼓励政府、企业和个人增加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主动购买长期资产的方式，直接压低长期利率水平，压缩风险溢价和各类期限债务的利差。特别是对消费者而言，低利率可以推升资产价格，形成财富效应，进一步来刺激消费支出，也能够激发企业从事更多长期投资。量化宽松（QE）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也是鼓励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更多的承担风险。
然而，所有的这些设计和操作，都未能如愿的达到完美效果。在长达10年的全球救助经济危机的日子里，经济低迷和低通胀、高失业率相伴而生。
特别是在最初的几年里，大量社会资本涌入避险资产，致使黄金、美元大幅飙升，而股市在暴跌之后长期低迷，大宗商品和房地产市场因需求不足而一度陷入亏损的边缘。各国债券或者违约，或者发行困难，欧洲甚至一度陷入债务危机的深渊。
直至2012年之后，各类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才逐渐得到缓解，但经济的低增速、低通胀还是没有真正改变，甚至引发一些学者和官员给出全球经济将“长期停滞”的可能性猜测。
即使美国股市创出新高，并从此开启了危机之后的新一轮大牛市，但美国的通胀管理目标却迟迟难以达到。而欧洲和日本央行为实现通胀目标更是延迟负利率政策的执行期，并一再追加量化宽松（QE）操作的规模和时间。
真正的全球经济整体向好是在2017年，各国经济数据开始持续推高向好，国际贸易量和市场的实际利率水平也开始逐渐走高。美联储敢于继续执行加息周期的操作，并开始谋划缩减资产负债表，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也有意要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执行。
中国央行虽然在宏观的货币管理上继续保持稳定，但已经在金融监管上打击资金空转和引导资金更多的积极进入实体经济。其它发展中国家也不再利用“高息揽储”的方式规避资本外逃的风险，而是开始主动降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增加。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这次经济危机的复苏如此缓慢？
其实，超低利率政策只是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短期弥补债务窟窿的临时手段。因为经济危机的本质还是债务危机，是债务违约造成的信任危机的扩大。压低利率的初衷是刺激债务重组。可实际上一旦债务得到偿付之后，就转向了避险资产，逃离了实体经济。这就是美国保持0——0.25%利率和欧日保持负利率较长时间，只是一度推高了黄金和美元，随后又推升了股市，却一直没能实现2%的通胀目标，和经济增速回归到正常水平的原因。
而量化宽松（QE）操作，是通过各国央行购买市场资产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使得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而央行的资产对应着实体部门（企业、政府、个人）和商业银行的负债。这些债务只是不断的积累和转移，并没有消失，这就会拖累市场的实际需求，最后致使经济复苏乏力。
从本质上来讲，处理债务问题的最终手段还是要经济增长。企业利润的改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才是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手段。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过是刺激了短期的流动性满足，反而让债务积累变成制约经济平稳复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货币的本质就是债务。
所以，美国的减税计划，才是全球经济真正走出危机，开启新一轮经济健康发展周期的标志。它表明全球经济正在从货币政策管理正在转向财政政策管理，而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就是扩大需求，扩大内部需求。有了强大的需求潜力和预期，经济自然就会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我们认为，中国以及其它各国，在控制和化解了债务扩张规模和风险之后，也将逐步开启以财政政策为导向的新一轮经济刺激管理政策。减税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财政政策手段。这是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保持稳步发展和积极向好的最重要市场预期，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