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汇率
汇率的崩溃“威胁着已完成的价值实现，破 坏长期投资的安全性”，自由流动的国际资金和浮动汇率制度积累不稳定性，缩短投资者的久期预期，也可能放大国内的保护主义和（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把经济问题推向社会和政治问题。
稳定的汇率则意味着热钱冷却下来，转化为长期投资。汇率的波动应当与利差的变化一致。稳定的汇率的手段有目标区间（会导致对体系本身的投机攻击，最糟糕的方案）、保密的目标区间（印钞控制强势货币升值进程）、固定汇率体系、金本位，以及国际货币。
无论哪种方案，都需要国际性中央银行的协调。
B. 国际债务
国际债务的困境发生在债务和债权人两方。
债务国的困境在于，为了清偿债务增加出口会导致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试图验收产品结构，生产较高级的商品，又会遇到保护主义的限制。对于本国资本而言，发现可能的违约迹象，换汇和外逃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债权银行来说，两难在于增加借出会导致债务国的债务持续扩张，自己账面上可疑贷款不断积累，强硬要求清偿又会导致抵押物（贸易流）的贬值，加速不良债务的暴露。
任何方案都必须解决5个问题：既存债务的安排；新信贷的供给；银行体系的保存；债务国的经济政策；逃逸资金的回流和吸引外国投资。
国际机构的介入，需要保证新的信贷资金流入，不能是为了偿还旧的债务，而是为了债务国的持续运转和新的经济增长。
破产重整的法律和实践无法用于国际债务，无法冻结权益和负债以保持债务人（此处为债务国）的运作，最成功的范例，1924/1929年的道斯 Dawes 和扬 Young 的德国偿债方案，没有避免德国的金融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后方案只能是削减债务，是豁免。
C. 石油
索罗斯在1982年提出了稳定石油价格的构想，他写了一篇名为《国际性石油缓冲库存计划》的文章。
索罗斯的方案是设置一个虚拟库存，用地下的石油储量作为库存，把超额生产的部分计入其中，并且由IMF专设部门，以封闭账户来管理这个虚拟的库存和巨大财富。这样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以石油来实现的国际性中央银行，盈余也可以用于支付那些高负债的产油国债务，甚至是由世界银行借给其他债务国或者打折购买违约政府债务以平抑国际债务危机。巨量的地底库存可以有效限制价格，缓冲波动，并且使OECD能够调节石油的生产，推动增产以应对石油价格上涨的冲击。
历史上的三次石油定价体系建立，都是由生产者定价：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体制、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支配的生产配额和OPEC。索罗斯提出的这一体系旨在替代OPEC，因此只有在OPEC濒临解体的石油价格暴跌当中才有机会诞生。
D. 世界货币
索罗斯提议建立石油缓冲库存的终极目的是以石油作为储备来发行世界货币。这种货币是天然的通胀保值货币。
世界货币可以帮助管理该账户的国际贷款机构获得国际性中央银行的权力，也将会消除跨国资本流动的投机性影响。
在提出世界货币的构想的时候，索罗斯首先担心的是美国不会退出其储备货币的地位，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也必须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不能以货币发行和贬值来偿债。索罗斯曾经认为，日元终将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然而事实是日元成为了主要的流动性。
在上世纪80年代，索罗斯预见到的美国的“脱实向虚”，与沙利文在今天叙述的过去40年美国走向的金融资产占据实体经济回报，影响就业和财富分配的看法遥相呼应。
2.反题：两个悖论
当我们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的体制的时候，最终的崩溃（死亡）并不能否定其辉煌历史和意义，不能否定它带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繁荣，就像死亡不能否定生活的欢乐一样。
我们注定在耗散结构和远离均衡态当中生活，创造我们小小的、短暂的、不完备的体系、结构和生活。
索罗斯在提出未来的全球性中央银行的设想的时候，也指出了其中的两个悖论：认识固有的不完备性之下，自洽的国际金融体系真的可能存在吗？监管世界货币的机构，在获取国际性中央银行的权力之后，如何避免陷入官僚主义？
官僚体系真正的问题也在于试图把体系变成永恒和完美。“对永久性解决方案的追求本身就在为下一次危机播下种子”，当经济学家们宣称，理论和方程对现实的观察和预测再上层楼的时候，意料之外的经济现象大约就不远了。
3.合题：对1987年大崩盘的分析
1987年的崩盘是可预期的，但事件的发生时间和次序是不可知的。股票市场的繁荣由流动性催生，吸引更多流动性注入，崩盘的先决条件也是流动性的不足。
当年2月达成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书里写的是“卢夫尔协定”），对美元的汇率进行封闭式管理。各国央行购入美元，投放本国货币支撑美元汇率。随着干预的进展，央行的动作不足以实现既定目标，政府开始引导民间资本购入美元，这就要求扩大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利差。
封闭式干预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可能没有向市场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以平衡其他央行的收购行为，也可能是日本和德国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开始控制本国的货币供给。德国央行的行为因其一贯的反通胀倾向而成功，而日本央行则失去了控制资本市场泡沫的机会。
A. 黑色星期一
1987年9月的日本债券市场崩盘是整个事件序列之首。
索罗斯判断日本股票市场因为高估更甚会事后崩盘，但是他又错了，投机资金从债券市场涌入股票市场，造成日本股市在10月再创新高。日本债券市场的崩溃影响了美国的公债市场，日本贡献了此前美国政府债券的主要买入力量，因此日本人转为出售之后，美国政府债券出现了远超基本面的下跌。对美债的下跌的解释是通货膨胀，然而通货膨胀不是主要的原因，是趋势的增强器。
债券与股票出现了巨大的价差，这种价差曾经在60年代持续扩大，但1987年的价差扩大成为了反转的先决条件。如果技术分析专家的翻空发生在1986年，是不会获得市场如此大幅度的响应的，这是市场根本性弱势的表现。
黑色星期一之前的一周：
10月13日，星期二。格林斯潘表示贸易账户出现“深远的结构性改善”。
10月14日，星期三。贸易账户数据令人失望，美元大跌，但美联储不愿提高利率。股市下跌。
10月15日，星期四。股市继续下跌，财政部长贝克向德国施压，要求德国降息配合美国。同日，据报道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有意对垃圾债券设定抵税上限，这将会影响并购融资，预期涉及并购交易而过高上涨的股票大幅下跌。
10月16日，星期五。尽管设定垃圾债券抵税上限的条款被否决，大跌的并购泡沫股票使高杠杆的套利者被迫斩仓。
10月18日，星期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财政部官员公开倡导美元贬值，并指责德国股市下跌。这导致星期一市场承受巨大卖压的共识自我加强，市场的不稳定性即将找到出口。
此时，黑色星期一已经不可逆转了。
10月19日，星期一。
道琼斯指数单日下挫508点，创造了22%的历史最大单日跌幅。黑色星期一迅速蔓延到伦敦、瑞士和中国香港地区，香港地区被迫进行政府干预以挽救交易商试图操纵市场而恶化的期货市场，在两周的时间里，崩盘自我加强，各主要市场屡创低。然而此时，美国市场在最初的卖压之后没有再创新低，日本则体现出管控对崩溃的作用。
10月20日，星期二。日本大量股票跌停，而在星期三早盘，大藏省的几个电话就让卖盘消失，大型机构进场护盘，市场一旦再次出现崩盘迹象，主管部门就会加大干预力度，最后甚至默许四大券商操纵市场，以维护市场的稳定。
B. 索罗斯对1987年大崩盘影响的判断
索罗斯认为1987年的大崩盘将导致经济和金融权力从美国转移到日本。1929年的危机发生在权力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的过程中，迫使英格兰银行更多地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合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1987年，日本监管部门的干预能力使索罗斯印象深刻，他将其视为国际性中央银行的雏形，日本吸收全世界的储蓄，向全世界投资和放款，这一切在美国军事霸权的庇护下完成，解放了美国居民和政府消费（军备竞赛就是政府消费）必须依赖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枷锁。
1987年的崩盘把一直潜行的真正问题摆上了桌面：避免经济衰退和维护美元汇率，究竟孰重孰轻？
黑色星期一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小的令人惊异，至多不超过3个季度，然而导致了黑色星期一的经济因素，包括美国的预算和贸易赤字，都不可能短期内消除，这些因素仍然将会通过导致美元贬值和汇率不稳定引发新的崩盘，就和黑色星期一的发生一样。
美国必须在资本外流形成趋势之前回到经济良性增长的轨道上，否则要么继续依赖反身性的里根大循环，要么走向卡特时期的汇率失控而被迫以非美货币融资。
二战之后，欧洲国家出现的美元缺口（dollar gap）的最终矫正，依赖的是美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和投资，索罗斯在1987年预期日本企业在美元区（包括美国和墨西哥）的制造业投资，平衡美国贸易赤字以及消化日本巨额外汇储备的局面并没有实现，不是因为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竞争（这在他的预期之中），而是因为日本在美国投资流向了金融资产而不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
C. 对日本的评述
日本因其人民强烈的国家使命感和社会凝聚力，而弥漫着“个人利益从属于集体利益”的价值观，也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而成为牢固的封闭社会。“日本是成长中的国家，而我们已垂垂老矣”，索罗斯这样评价日本，他直指美国和西方社会的公民，不再愿意“为了共同利益而承受个人的不便”。
在80-90年代，日本和美国直接形成了一种价值观的互动和反身性。日本的老一辈具备对传统价值观的强烈认同和危机感，他们既恐惧因为封闭的社会价值观而失去继续开放和领导全球的机会，又担心日本在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之前就失去动力。
来自内部的紧张和冲突会破 坏社会凝聚力，来自外部，特别是渴望被日本领导的其他经济体的开放诉求又会冲击传统。在这样的冲撞当中，当美国恢复活力，开放社会价值观对日本人的吸引力和诱惑就会自我加强。
日本人把金融市场视为达成目的的手段而加以干预乃至操纵。索罗斯表示仍需观察，但他是乐观的，一旦这种手段能够吹起泡沫应对金融市场内生不稳定性导致的危机，在危机缓解之后维持泡沫再缓释泡沫，他说这就“标志着新时代的来临，即金融市场可以为公众利益而加以操纵。”日本券商大力鼓吹危机时买入股票，做多日本，是爱国行为，在1987年崩溃期间，外国投资者抛售的日本股票流入日本普通投资者手中，融资余额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然而他错了，就像他自己说的，“股票市场崩盘是否能无限期地避免，这是当代金融中最吸引人的问题之一。我们仍在等待答案。”最终答案是，日本的泡沫化的股票市场同样崩溃了。
日本最终问题爆发的原因是两方面：高储蓄和海外“买买买”导致了来自贸易对手的政治压力，要求日本提振国内经济，扩大进口，开放国内市场，平衡贸易顺差；土地所有者和无产者之间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丧失。
4.最后的总结
“试图在无法维系的水准上支撑货币，这将使国家陷入漫长的经济衰退中。”
这句话本来说的是里根大循环当中的美国，然而用在1990年代的日本身上却更贴切，这大概是索罗斯未曾料想的。
在汇率无法维持以后，货币突然性的贬值会导致立即的负面冲击，即著名的J曲线。在汇率稳定之前，长期辛苦积累的资本会不断外流，任何面向未来的投资行为都不会开始。
在1987年，索罗斯的看法是美元不足以继续担当国际货币，美国庞大的预算和贸易赤字使其他国家无法信任美国能够控制货币发行的意愿；日元又不够成熟，日本资本市场不够开放，日本也缺乏领导世界的能力和影响力。
反身性存在于价值、利润和效率支配西方世界的过程中，经济的成功与政治博弈和思考之间自我加强，同样的过程导致了自然科学和理性对思辨的支配地位。
在结尾，索罗斯提到了中国、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反身性与辩证法的思考，是通向开放社会的道路。
人类不确定性原理
人类不确定性原理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身处其中并深深影响的世界？
人不是根据现实而采取行动的，而是根据个人和群体成长的历史，根据对现实的认识和对未来的想象去决定行动。
自然科学对世界的改变远多于巫术、迷信和宗教，但是当我们需要面对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历史永远是由故事构成的，巫术、迷信和宗教在其中会一直存在。我们对新事物的认识和行为的决策又会成为新的历史。
因为我们是参与者，所以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客观世界的确客观存在，但是我们的主观意愿可以转化为改变客观世界的力量。
思维无法完整地认识客观世界，因此思维就不可能完全控制对世界的影响，思维的力量扭曲了决策，决策也就不能实现对现实走向的控制。
人类不确定性原理并不是随机性，而是“有时的不连贯性和永远的不完整性。”人类不确定性原理还保证了人类创造性的存在。进化博弈理论和进化系统理论，在新的范式中用适应性行为取代理性行为。缺陷和误解就像变异一样，在人类社会和事物中传播思想和行为模式。
索罗斯的哲学学得并不算太深入，不过他给出了很好的思考方向，他说，反身性与递归性、辩证法的关系，可能是：黑格尔是正题，马克思主义是反题，反身性是合题。他还指出，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区别也在于，社会成员究竟能不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形态？
在书中，索罗斯还提出，利润不应该成为地球旋转的轴线。
我们是否可以构造社会的四象限？我们的一个极端是传统部落社会和教条的极权政府，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或者未来理想的死板坚持，另一个极端则是彻底的批判和抛弃，对应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索罗斯期望的开放社会。索罗斯说，“每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都缺少某些仅存于其对立面之中的品质”，极权社会缺乏自由而开放社会缺乏稳定。
索罗斯的理想包含了：反身性观念、金融市场，和献身于开放社会的理想。他本人的努力，就是对反身性理念的实践，要认识世界，就必须参与、改变和塑造这个世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