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12月15日讯（记者 封其娟）2023财联社第六届投资年会于12月14日在上海拉开帷幕，来自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科研院校的嘉宾们集结于此，聚焦“变革·成长”主题，探讨资本市场众多热点、难点和焦点话题。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屈宏斌也不吝分享，带来了《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投资机遇与挑战》的主题演讲，循循道出全球经济未来变化的主要趋势、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以及产业链重构趋势下中国的应对之策。
在屈宏斌看来，全球经济首先要看短期周期性趋势，同时也要看到底层结构性的中长期趋势，两者必须并重。关于2024年全球经济短期趋势，屈宏斌重点提及美国利率政策2024年将会出现明显拐点。那么何时进入降息新周期？他指出，目前的市场共识是在明年下半年，并认为美国明年全年可能至少会降85个基点。
因而屈宏斌认为，相对2023年和近3年经济不断放缓，明年全球经济会进入企稳回升的阶段。但屈宏斌也强调，短期相对平稳的背后并不是一切风平浪静，全球经济仍将面临着诸多结构性变化，最大的变化之一便是全球产业链的重构。
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的核心背景是逆全球化，屈宏斌指出，疫情、俄乌战争等重大逆转也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在逆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产业链重构有两大方向：一是全球范围内产业政策回潮，另一个便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中国+1”新策略。
对于全球产业链重构，屈宏斌认为当前还在摸索阶段，一切还在不断演变中，但大致趋势是从追求低成本、高效率到不仅追求效率，更多的是要追求信任和安全；也从原先的追求一体化转变到区块化。
对此，屈宏斌认为中国应关注供应链安全和能源安全两大议题。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下，中国的应对之策包括加快制造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的步伐，将绿色经济转变为另一大新增长动能等。
全球产业链重构下，产业政策回潮、启用“中国+1”新策略
为何美国利率政策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呢？屈宏斌解释，美国经济之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联储利率上升意味着全球资本的成本在大幅度上升，为什么今年以来全球经济除了美国之外都面临较大挑战，主要是美联储利息达到了历史高位，抬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不仅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压力，也给新兴市场国家因资本流出在金融稳定性方面带来一定冲击。
短期看，美联储降息对全球经济增长是友好的；但长期而言，在逆全球化愈演愈烈下，全球产业链迎来重构趋势。
过去200多年，有2次各自长达60-70年的全球化周期。第一次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持续了60-70年，这一轮全球化以一战爆发为结束点；二战之后，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长达70年的全球化周期。这一轮全球化周期的幅度、力度远大于前一轮，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达到了顶峰，也自此出现了新一轮的逆全球化过程。
屈宏斌指出，现在，各国开始追求所谓的“备胎”，即便要用别人最好，也要有自己PlanB的生产领域。现在讲究在岸，尽量把核心设备、核心原材料、核心产品放在本国生产，国产化意识越来越强。即便不能在岸也要近岸，要放在更放心和距离更近的国家生产。过去3年，企业年报也开始涉及关于产业链重构、近岸、友岸等词汇。
在屈宏斌看来，这种新形势会给全球产业链会带来巨大冲击，未来全球产业链会进行大调整、大重组。
怎么调整呢？首先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开始重启产业政策。特朗普当政时推出的通胀消减法案和芯片法案实，实际上都是新一轮产业政策，美国对半导体的国家补贴力度不亚于我国。在美国的引领下产生了羊群效应，各个国家都在效仿。
产业政策回潮之外，全球产业链重构另一个大方向，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中国+1”新策略。一些产业链不得不考虑至少把在中国的部分产能分散化，分散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其他国家，从而更好地规避美国针对中国的关税政策、产业限制等。
过去是我们主动“走出去”，现在“出海”是主动适应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所以未来“出海”的趋势会更加明显。
应对之策：制造业转型中高端、绿色经济成新增长动能
全球产业链重构，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屈宏斌认为当前还在摸索阶段，一切还在不断演变中，但大致趋势是从追求低成本、高效率到不仅追求效率，更多的是要追求信任和安全。过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能配置，在生产某类产品或某道工序方面，谁有优势就交给谁，通过跨国贸易形成全球产业链，这也是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实现高增长的底层逻辑。
在逆全球化趋势下，从原先的追求一体化如何转变到区块化，对中国至关重要。那么，中国又有哪些应对之策呢？
屈宏斌认为首先追求安全，确保已有的产业链安全。产业链安全最大的痛点在哪呢？屈宏斌指出，过去我们特别崇尚直接参与全球化，认为只要专注于擅长的，做好中低端就可以了，高端复杂、又费力气的环节留给其他国家去做，而在产业链重构的大趋势下，中国不得不加快向中高端制造业升级和转型的步伐，这也是二十大所提出的科技驱动、科技创新的大背景。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屈宏斌认为中国制造业在向中高端转型过程中至少有三大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势和充分的基建。
首先是人才优势。屈宏斌直言，中国虽已失去人口红利，但也迎来了人才红利，简单而言就是工程师红利。
由于人口老龄化，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过去每年新增劳动力有1500万人，现在和未来10年每年新增劳动力约1200万人。过去1500万人里有1200万是农民工进城从事中低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加两三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未来十年刚好相反，每年1200-1300万的新增劳动力中大学生有1000万，外加两三百万的农民工。
这种转变创造了巨大的人才优势和规模效应。1000万大学生意味着未来十年在中高端的产业里面，完全有能力搞人海战术。就像当年在中低端领域，通过每年1000万农民工降低成本，增加性价比，从而占领全球市场一样，在中高端领域同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发行4万亿投资规划以扩大内需，基建投资增速创下新高，基建增速一度拉升至50%以上。实际上，基建本身有外溢效应，对各行各业未来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这是别的国家没有的。
屈宏斌坦言，全球市场出现大动荡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市场，在内循环创造需求和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只有把内需市场做好、做强，才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去争夺与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机会，这是中国的应对之策。
当人才、市场、基建等核心条件都有后，屈宏斌认为，目前唯一前欠缺的东风就是企业家的信心，当务之急也是提振企业家的信心。我们需要更多的像任正非、马化腾这样企业家把人才和资本组织起来，创造一个能让各类人才发挥所学技能的平台。
产业链安全之外，屈宏斌表示能源安全也是必须考虑的。以前我们搞“绿色低碳”经济主要为了实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兑现对世界的承诺。但现在也要考虑到我们石油消费的80%靠进口，并且这里面的80%都得通过马六甲海峡这一条航道运过来，这当然是不安全的。通过发展再生能源摆脱对外能源依赖，也使得能源安全变得更加紧迫。
能源的产业链很庞大，屈宏斌指出大家关注的电动汽车、电池等赛道，有些环节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按照有关专家测算，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我们在未来30年至少需要新增480万亿的投资，“先立后破”，屈宏斌认为必须要先投资。这些投资规模比过去30年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规模要大得多，所以说新能源会产生一个巨大投资的需求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