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5月29日讯（记者 吴蔚玲）为提振消费信心，推动消费恢复和升级，今年多地发放消费券。多地官方披露，消费券在商超人流量恢复、带动市场销售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财联社记者多方采访获悉，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券的发放对商超零售公司形成了一定利好，但仍受核销成功率、消费券总量有限等因素制约。
“以券促销” 消费券杠杆效用显现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浙江、江西、四川等20个省市先后发放了总额超过34亿元的消费券，涵盖商超百货、餐饮等各类行业及业态。
5月以来，各地消费券政策不断加码。仅5月27日至今，就有郑州、成都、济宁、贵州等多地宣布发放消费券，其中郑州发放餐饮消费券总额3000万元，贵州文旅消费券总计将达1.6亿元。
疫情之下，商超业受到冲击。据国家统计局，1-4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142亿元，同比下降0.2%，其中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483亿元，同比下降11.1%。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数据则显示，2022年1-4月份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14.2%，降幅较一季度扩大5.6个百分点，其中4月份零售额同比下降35.7%。
从各地“消费券成绩单”来看，消费券的发放起到了一定作用。今年4月30日和5月8日，海南省商务厅统筹发放两轮消费券共计95.41万张，拉动社会消费超10亿元；“南京发布”则表示，今年5月20日发放首轮助力券后，5月21日消费者线上线下核销助力券近20万张，带动市场销售近9000万元；截至5月7日，广州省内20地市今年累计投放政府消费券2629.85万张，涉及金额6.07亿元，撬动消费交易35.81亿元。
鲸平台专家、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首席分析师杨畅告诉财联社记者，在疫情结束后的复苏期，加快采取消费券的方式，有利于实体消费场景的修复，打通消费循环。他同时表示，从目前发放的消费券来看，往往采取小额多频的方式，有利于推动消费修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蚂蚁金服研究院联合课题组曾对2020年杭州、广西等地的消费券实施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杭州，政府1元钱的消费补贴能够带来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单笔消费达300元以上的大单消费新增消费最高，杠杆倍数高达3.7-8.2；在广西，政府1元的消费券补贴，能带动5.3-7.7元的新增消费。
零售公司：消费券构成利好，但仍受限制因素制约 多地消费券推动下，商贸零售能否回暖？近日，财联社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王府井（600859.SH）、步步高（002251.SZ）、东百集团（600693.SH）等业内公司证券部，多家公司表示，消费券的发放对公司有利好，但也受多种因素制约。
东百集团证券部人士告诉财联社记者，政府消费券的发放是一个利好，但还是要看门店的具体使用情况。
家住深圳的廖女士就遇到了核销受限的问题。她告诉财联社记者，今年她抢到餐饮消费券，但她发现很多商家规定已经有折扣的商品不适用。“我选了一家店，但他们的商品基本上都是有折扣的，我研究了半天，那个券（折扣）还挺大的，但是用不了。”
此外，适用门店距离较远也会影响消费券的性价比。廖女士告诉财联社记者，今年除了餐饮消费券，她还抽中了一个数字消费券，但也没使用，“这个券是满200减80，但得去福田，来回打车还要花钱。”
步步高证券部人士告诉财联社记者，消费券算是个利好，但据其了解，整体量不是很大，对公司不会有太大影响。
今年4月底至6月24日，长沙市计划分十批发放消费券共计3000万元，此外所辖的开福区、天心区以及长沙县都额外发放了消费券。但家住长沙的齐女士告诉财联社记者，今年自己没有参与消费券申领。她解释称，一是从过往经验来看申领成功率有限，二是折扣率不算太大，对自己而言吸引力有限。
王府井证券部人士则告诉财联社记者，消费券对推动消费有促进，但当前部分地区因疫情受管控，仍然影响商超人流量。
钟正生牵头的平安首经团队于上周发文称，目前已有多地发放消费券，但总规模在百亿之内，难以扭转消费低迷的趋势。该团队认为，有必要出台更大规模的促销费政策，汽车和家电等大件消费可能是重要抓手。
值得关注的是，5月23日深圳多部门联合印发《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其中涉及汽车、消费电子、家电等方面。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消费电子、家电等产品，按照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最高2000元。
深圳市商务局公布的补贴参与企业门店和活动产品清单显示，此次参与活动的消费电子及家电单品合计8249种，覆盖全市门店668家，包括商超、自营店、授权店等多个业态。
随后5月27日至今，已有郑州、青岛、福州、临沂等多地宣布发放汽车、家电等领域的大额消费券。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则建议直接发钱。在5月18日出席“承泽论坛”活动时他建议，在封控区向每个家庭发放1000元人民币，以支持他们的消费。他表示，“发钱”可以是500元消费券，500元现金的形式，而且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也建议，政府应该给低收入群体，那些受到疫情影响、收入降低、失去了工作的人，直接发现金。这些钱限定用途，并且限定在一定时期内消费。
姚洋还提醒，消费场所一旦关停再想启动难度特别大。他举例说，他们学校旁边原来有个饮食一条街，疫情期间人越来越少，最后关停。
（编辑 刘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