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安东尼·罗利（Anthony Rowley）是一位资深记者，专门研究亚洲经济和金融事务，曾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任职。
新冠病毒危机正迫使世界重新聚焦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球化概念，因为“我们在一起”(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有了新的含义，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哲学开始显得荒谬地不合时宜。
然而，真正的全球政策行动仍不可能出现在一个可以说是最需要它们的领域——货币行动的多边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日本甚至一些欧洲大国都在寻求在这个领域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美国正继续捍卫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的地位，而这实际上剥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使用其储备货币作为全球最后贷款人的权利。
如果允许IMF更自由地使用这一货币特别提款权(SDR)，以便为成员国提供应对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手段，那么国际应对危机的工具库将大大加强。
相反，全球目前仍被迫依赖美元流动性，这增加了美元的主导地位，并可能削弱公众对本国货币的普遍信心，因为美联储和其它央行正印制越来越多的美元。
一些报告暗示，美国反对让特别提款权在全球融资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因为担心这会为伊朗等其他国家开辟新的融资渠道。但华盛顿方面不愿看到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作用，其根源事实上要更为古老和复杂。
在上周的一次虚拟新闻发布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回答《华盛顿邮报》的问题时表示，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正在探索增加其财政资源的各种可能性。“随着危机的发展，我们将评估我们所处的位置。”
然而，这似乎不太可能扩大特别提款权在应对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经济、金融和健康危机方面的作用，除非疫情愈发扩散并代价高昂，以至于压倒美国的反对。
这会发生吗？也许吧。格奥尔基耶娃将当前的疫情称为“独一无二的危机”，亚洲的经济增长预计将在今年陷入停滞，对紧急融资的需求可能会超过供应。
IMF的政策跟踪报告显示，迄今为止，世界各国采取的财政措施总计约8万亿美元，各国央行注入的流动性超过6万亿美元。这使IMF目前1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相形见绌，而对救援资金的需求继续上升。
IMF的资金上一次增加是在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当时，IMF的贷款能力增加了两倍，并分配了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使可贷资金增加到1万亿美元。但与目前全球的融资需求相比，这显然相形见绌。
特别提款权是IMF为补充成员国的官方储备而创建的，其价值基于一篮子货币——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可以将SDR兑换成这些货币，以提供流动性，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的那样。
当时，时任IMF总裁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呼吁大幅增加IMF的永久资金基础，以便让IMF能够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认为，这将降低各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必要性。他补充说，“经验表明，突发和严重的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对官方资源的巨大需求。”
继任者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对此类问题更为谨慎，尽管她曾在法国前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萨科齐曾多次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IMF亚太部门主任李昌镛(Changyong Rhee)上周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对美元的依赖实际上有所增加。李昌镛表示，目前美元占亚洲各国央行外汇储备的60%至70%，占亚洲出口的80%。
新冠病毒无视国界和经济界限，并迅速从局部流行演变为全球大流行。如果要通过超越医疗水平的全球应对来应对，或许就需要消除全球货币行动的障碍——美元霸权。